如果对这种研究格局做出简单的延展，或可认为对中国宪法性质的理解也应该在多元层次上展开，所以，在中国宪法研究中，目前存在的三种主要研究取向——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都应该得到形式上的理解与肯定。
侵权法上个人责任的归责原则既可能是过错责任也可能是严格责任，而替代责任的归责原则则是过错责任。1.私人主体与行政机关掌握违法行为信息的差异 私人主体与行政机关在掌握违法行为的信息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60]比如在食品安全、环境健康领域，风险很难察觉，需要相关的专家进行评估。
事前规制也涉及第三方成本而且可能导致市场变形。Task Force on IRCA-Related Discrimination ,U. S. Dept, of Justice,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 of the Task Force on IRCA-Related Discrimination 25(1990). [81]See Trotter Hardy, The Proper Legal Regime for Cyberspace,55 U. Pitt. L. Rev.993，1044-46(1994)。以下结合三个例子来说明第三方义务的适用范围。虽然相应的法律事务所拥有足够的资产可以为企业违法赔偿，但是其并不适合发现企业的违法行为，因为他们很难区分善意客户与恶意客户，他们也不可能监测客户每天的交易，而且它也不像网络服务提供商那样拥有技术控制力，法律事务所不可能改变商业活动的结构。[50]而这一义务的履行使得企业将更加重视组织建设与自我规制制度的构建，特别是在贯彻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制度，如环境管理、安全管理、行为规范和第三方认证制度等,[51]从一个侧面又促进了企业法的发展。
Richard E. Moberly, Sarbanes-Oxley's Structural Model to Encourage Corporate Whistleblowers,2006 BYU L. Rev.1107，1133-38。既然是行政机关的义务，为何要赋予私人主体去执行？这是否会侵犯私人主体的营业自由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私人主体执行某项义务的时候，是否可能侵犯其他人的言论自由、财产权、平等权等基本权利？因此，法律规范在设计第三方义务之时应该秉持比例原则等理念，权衡公益、私益，从而保障第三方义务设定的正当性。如果综合地理解西耶斯的制宪权论述和人权论述，我们看到的主要内容不是民主或革命，而是对人权等基础价值的始终如一的追求。
其理论渊源显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以原始分工为基础的各得其所正义观。学者们目前专注于西耶斯的国民制宪权，但只抓到了西耶斯的皮毛，而显然未能有效进入西耶斯的心灵。西耶斯早期以国民制宪权为基础，主张修宪定期举行，不受限制。[lxii] [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IV、V页。
[iii]极为诡异的是，被当作前一种理论滥觞的西耶斯，同时也是公认的法国人权之父。尤值一提的是，陈端洪教授借着西耶斯的三阶段论假想了人民复出的理论，但西耶斯的晚期理论（虽然并不否定民主），却明显提醒我们警惕地与人民和制宪权保持距离，他以宪法审查会避免了人民复出。
[lxvii] 代表性作品当然是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有学者称1789年人权宣言系西耶斯起草，此说有误。事实上，西耶斯完整的人权理论反映在他向制宪国民议会提交的人权宣言草案中，其完成时间略晚于《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因此，将消极公民排斥在政治过程以外对西耶斯来说是极为必要的，但西耶斯不同于宿命论的柏拉图，积极公民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它取决于个人是否对公众有所贡献。
尽管立宪主义与民主主义在西耶斯那里并未发生抵牾，西耶斯也未以立宪主义否定民主主义，但若执民主主义一端独大，则实非对西耶斯的客观解读。[lix] 大革命时期公认的温和派贵族，早期曾坚决否定专制主义，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制以适应革命。[lxiii] 施米特的理论阐释过程当然要复杂得多，但此处援引其结论已经足够了。第四，政治权利、积极公民与政府。
这种观念其实是西耶斯早期限制宪制权主张的合理延伸，二者在限权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xxxi]西耶斯的任务和贡献正在于将零散的人权论说和粗糙的人权主张统合为协调的整体。
[viii]本文以廓清其理论为主。热月政变结束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国民公会打算起草新宪法。
那就是要求助于国民自己，而不是求助于那些显贵。尽管西耶斯的人权理论对1789年人权宣言影响甚巨，但制宪国民议会并未将西耶斯草案直接作为审议的蓝本。西耶斯晚期的理论主要反映在共和三年的热月演说中。[xxxiv] Pasquale Pasquino, "Constitution et pouvoir constituant: le double corps du peuple", in Figures de Sieyès, Pierre-Yves Quiviger, Jean Salem and Vincent Denis e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a Sorbonne, 2008, p.11. [xxxv] 这两种主权观的区分，是法国学界的通说，法文介绍可参见Maurice Duverger, Droit Constitutionnel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5, p.34.中文介绍可参见注3，第63－64页。[xxi]为更准确认识制宪权的界限，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追问，国民在决定政制构造时，是否可以不受制约地决定人权甚至剥夺人权？质言之，人权是否属于政治体自我决断的对象？由此，我们继续探讨西耶斯的人权主张。在起草新宪法的过程中，西耶斯通过若干次演说修改和重新诠, 释了自己的宪法主张。
这一草案包含理由阐述和正式条文两部分。统计自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第三等级是什么》尽管没有给出一个关于宪法的定义，但其字里行间却说明，宪法系指政制构造本身。[liv]人们普遍将西耶斯作为制宪权及修宪权无界限理论的创始者。
宪之为何？这似乎让我们回到了宪法学教材的第一章。而恐怖时期之后，我们找不到类似的论述了，显然西耶斯有了新的想法。
热月演说的最重要内容是，西耶斯构想了一个制度化的宪法审查会（jury constitutionnaire），并且赋予它三种职能：忠诚地监督宪法委托，使其得到维持，免于致命的激情，审议旨在改善宪法的一切提议，以及，在法律保障丧失其公平保护的极端情形下，最终给予自然权利以诉诸自然衡平（équité naturelle）的可能。[iii] [日]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xlii] 陈端洪教授并非没有意识到代表制本身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xliii]但却错误地沿着民主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他虚拟了最后一次人民集会，正是在这次聚集上，人民决定以民主为原则，由代表行使制宪权。当然，还有法实证主义理论的观点，将制宪权完全作为社会性权力要素而放逐于法学对象之外（参见[日]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这种观点回避了制宪权问题，故不纳入本文的考虑范围。
草案中宣告的基本原则依次有社会契约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第三，西耶斯选择了代表制（représentation，或译为代议制）作为制宪权行使的方式，人们认为选举代表本身包含民主因素。
[lxvi] 袁伟时：《昨日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其次是西耶斯主张自然法与天赋人权，他将不得损害他人作为一条母法，认为自由先于一切社会，先于所有立法者而存在，[xxii]这与1789年人权宣言第4条的自由定义[xxiii]是相通的。
规范宪法学所注重的基本权利问题，在中国背景下确实存在着规范与事实的脱节，因此被政治宪法学批评为学者的自说自话，但政治宪法学通过批判规范宪法学并没有也无法成就它自身，因为政治宪法学在抛开规范的同时也基本上跳出了人权话语体系，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迷失在政制构造和政治构成的世界。当然，西耶斯的人权理论绝非凭空产生的。
制宪权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抓手，但这个抓手只有绑在人权身上才具备将宪法和宪法学者拖出泥潭的能力，否则非但无法走出泥潭，反倒会掉入深渊。然而，这种理论却未必是以民主制和民主主义为结果的。探明制宪权的基本观念后，就有必要追本溯源地给制宪权正名。袁伟时教授从历史角度一语中的地指出，人权和自由的承认与保障与否是20世纪中国盛衰的关键。
绝不能忽视西耶斯所处的时代，法国正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自足的农业生活被彻底颠覆，劳动分工日益细密，这使西耶斯认识到，相互依赖已经构成社会组织的基础，个人的自足不再值得提倡，每个人的社会活动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他人的利益，文明、劳动分工、代表制同时发生了。[xlvii]但瓦特尔用的是略失繁冗的法学家语言，而思想家西耶斯则继承了卢梭的朴实、简约、锐利和富有活力的高贵风格。
西耶斯专门分析了自由的保障问题。若反过来将人权视为制宪权可以决断的内容，就完全背离了西耶斯的原意。
第三个时期，代表性的共同意志发挥作用。特权损害一切，而且丝毫也不能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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